[1]以下的各种形态，笔者参照了被选任为日本学术会议第18期、第19期会员的各种活动所获得的知识，笔者在各种报告中执笔的部分也为本文打下了基础。

历史并非意识的主权的理想避难所，要从权力中解放话语，就必须重构一种不再是完成形态的历史。所以，统一体的统一是以个体的独立和内部的多元为基础的统一，寻求统一政治意志并不是要建立起话语体系内完全的一致，差异和多元才是共识真实性的前提。

(13)此处采用人类文化学的文化定义，这一领域对它的定义一般基于对历史或传统、社会成员或民族以及行为、正当理由或规则等范畴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讨论而展开。就文化在权威形成中的作用，亨廷顿就早已指出，在冷战结束之后，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12)参见前注①，[德]卡尔•施密特书，第25-28、86-89页。可以说，这种反复质疑和创新建设的能力，是不断提升个体交往能力的必要内容。在施密特的制宪权分析中，这个政治意志构成了之后所有权力、权威有效性的存在基质，该基质凝聚了人民成为政治统一体的共识，并进一步成为人民对权力作出统一权威判断的基础规定。

当人民根据话语进行意志决断的时候，他们所遵循文化认同就不再是对历史选择的忠实反映。其实早在战争结束前，齐泽克就已经指出，这场由外来掌权者根据华盛顿共识推进的民主化制宪运动，已经演变为这样一种滑稽的景象：美国给人民带来新的希望和民主，然而，同样不领情的人民非但没有热烈欢迎美国军队，反而拒绝接受——他们挑三拣四，收到礼物却毫无谢意，而美国的反应则像一个面对他曾无私帮助过的人们的忘恩负义而感情受伤的孩子。这种作用机制被称为是文化认同，它支配着人民形成政治统一体，并参与构建国家。

梁漱溟先生就曾指出，与其说我国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毋宁说我国是一个文化主义的国家，一国之内，除了民族的多样性，还有文化多样性，国家统一形态构建中，同时隐含着多重主体。然而，正是要在这段历程中坚持对真实的不断追寻，才是构建宪政国家的必由之路。李鹏涛：《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伊朗民族矛盾的产生与演变》，载《世界民族》2009年第1期。文化指引了人民达成共识。

⑤前注①，[德]卡尔•施密特书，第98页。但和理论设计有所出入的是，现实中声称代表人民的掌权者并不总是能够获得人民认同，即不能基于权力事实就推定权力具有正当性。

(23)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0-222页。而立宪主义理念既然追求人民对权威的真实认同，那么，就必须要构建起能够摆脱掌权者控制的无私的交往规则，以此为基础所确立起的交往才能具有基本正当性。(24)[法]米歇尔•福柯、汪民安主编：《福柯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在一定意义上，只有能够反复质疑既有的话语体系，个体以及在个体基础上汇集的人民才能打破权力话语。

参见[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符合权威的判断标准，掌权者的权力就在获得正当性认同的意义上被认为获得了权威，认同的主体就是人民。只有在符合人民文化认同的权力话语基础上，才能构建起真正符合宪政精神的权威。注释:①施密特原文是说民族是制宪权的主体，不过他也提到，此时民族和人民一般可以作为同义概念，在他看来，民族作为具有政治行动能力的统一体，比人民能更为精确地和文化、种族上的联合人群区别开。

所以，美伊战争的美国梦之所以会破灭，并不是因为美国梦本身是否美好，也不是因为伊拉克人民是否懂得领情。权威是一个解释正当性的范畴，它解释了权力为什么能够得到服从。

参见前注(19)，[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书，第149页。所以虽然话语可能会被掌权者所操控的，但这并不代表它只为掌权者所独享。

(14)可到了新千年，当市场经济浪潮急速席卷全球时，这种由旗帜标示的文化认同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政治界限变得模糊起来，以至于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以适度国家为展开论述的视野，指明美国对伊拉克政权的民主化改造之所以失败，只是没有找到适度的国家强度：‘华盛顿共识本身并没有错……真正的问题在于国家在某些领域必须弱化，但是在其他领域却需要强化。对此齐泽克批评福山指出：基本的前提预设还是老一套……则我们都是美国人。李有义：《世界民族问题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④参见[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Ⅲ)：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由于掌权者会利用权力强行介入话语，文化认同在实现的过程中就可能被利用来巩固他们单一持久的优势地位：借助于文化认同的自发作用过程，掌权者有意识地用特殊的认知方式塑造着普遍的意识，将他们的话语伪装成知识或普遍利益，(22)用来型塑人民的主体自觉。(22)普遍利益是对应哈贝马斯的特殊利益而提出的，他通过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话语中普遍妥协的形式，指出这种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实质上是虚假的，只要用话语来检验是否涉及双方的特殊利益的可能性被彻底排斥，那么，这种妥协的可证明性就是依然可疑的。

以此为基础，政治统一体需要构建以独立个体或集团为主体的交往程序，寻求更为广泛的话语共识。这种结构会形成多层次权力单位(如中央和各地方单位)，而为独立的话语提供各自的表达空间(如自治)，使个体能够不断在交往程序中深化、更新共识，由此形成统一话语体系内，共识的动态形成和检验机制。

因此，本文对文化作这样的理解：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据特定的自然条件、物质生产方式以及其他具体的时代条件等因素，在特定人群中形成的一套观念体系，它决定了这个群体中各个成员所共遵的生活信念、思维方式、价值准则和行为方式等。(20)参见[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5-48页。

③参见前注①，[德]卡尔•施密特书，第84-88页。否则，就和被历史学家人为描述出来的抽象统一体一样，所谓的共识只是通过掌权者控制而形成的权威认同，其中对人民意志的表达是掌权者通过话语操控文化认同机制而得出的残缺表达，形成的政治意志只借用了全民一致同意这个程序形式，掩盖了掌权者的专断。

那是我们的真实欲望——因此，所需的一切，就是人民一个机会，把他们从强加其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于是他们就会加入到我们的意识形态梦想之中。(15)[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存在基质表述在行使制宪权产生的实定宪法中，虽然不能认为这就能完整表达出政治统一体意志，但是它确是包含着对特殊的整体形态有意识的规定，而这种整体形态是由政治统一体自行选择的。不过，正当交往规则只意味着独立表达话语具有客观可能性，可个体交往能力的增强不可能只靠客观基础就能实现。

(21)参见[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5页。⑦因此，制宪权之所以能够产生有效的宪法和法律，是因为它默认了这个前提：人民对制宪程序中的掌权者已经作出了权威认同这种判断。

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从三个方面来建设话语体系：首先，建设话语体系的开放性，增进它不断识别和表达个别化诉求的能力。(17)这说明，人民不单是对国家组织的需求者，更是组织国家的主体。

不过，从当代立宪主义国家的构建实践看来，民族在当代更容易引起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的混淆，用民族来表示主体，恐怕有过于狭窄之嫌，很难概括所有的国家现象：一方面，除了民族国家这种存在之外，还有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国家。另一方面，即使在当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内部多元共同体作为次国家单位也是普遍存在的，中国就是一个例证：在中华民族这个统一民族主体内部，我国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宪法在国家政治统一体的形态判断中，承认了少数民族独立的主体地位。

如果试图解救文化认同，进而人民还将发现，从文化认同得以形成的地方开始，掌权者已经着手驯化每一个我，试图型塑人民的自我认知。文化认同对人民的统一支配并不意味消灭了成员个体化的存在和诉求。虽然不能认为掌权者能够根据话语创造一套完全人为构建的文化认同机制，但通过被神圣化的叙事史、知识、道德规则以及真理性知识，话语所表达出来的文化认同已经是一套被再造的规则了。此时，人民在分离结构中所作出的权威认同，可能是在掌权者特殊意志的主导作用下作出的，掌权者所表达的人民意志存在对人民真实意志的扭曲或篡改，掌权者甚至可能在这种表达中僭越真实的人民意志，这正是后现代解构运动早已对当代代议制民主所提出的质疑。

除了美伊战争，还广泛存在西方国家利用话语体系干预他国国家构建进程的现象，从一开始就使得遭受干预的东方国家、伊斯兰国家发生话语背反，这些国家国内政治秩序动荡不安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话语压抑所造成的。当代对话语和权力关系的阐释，以福柯的研究最为深刻透彻。

这样就必须要丰富与发展话语中语言的自主表达能力，用语言的生命力激发话语体系更新的活力，在话语体系不断更新的的基础上，增大它对人民个体诉求的识别和表达能力，逐渐抵消掌权者根据权力对话语进行塑造的作用，使话语能够具备表达人民真实意志的功能。(18)在这些例子中，掌权者缺乏文化认同，政权却维持着形式上的统治，这暴露出另一个重要问题：除非走向革命产生新的制宪权，在大多数情形下，人民在表达文化认同的时候，其自发性往往甚于自觉性。

此时，个人能够在文化认同中对权威作出真实判断，取决于个人是否能够突破权力所灌注的知识、道德、真理。另一方面，用话语来僭越人民，掌权者就要建立起单一的话语体系，压制人民对于话语的解析，隔绝人民对话语以及文化认同的直接利用。